财政该如何来应对疫情?赤字率突破3%、税费减免等

迟做总比不做好金融应该如何应对流行病

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主要观点

1,“财神追随犬瘟神”。“财神”是相关的输入,“瘟神”是一种主要的流行病。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当重大疫情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由于受到更多关注,投资将明显增加。

2,“瘟神”是短跑,而“财神”是长跑。大规模爆发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间隔和更短的持续时间。然而,预防和控制方面的投资需要长期持续,特别是在短期内。当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经济增长时,“财神”能否坚持长跑就成了一个问题。

3。在股票经济时代,“财神”长跑的难度不会降低,反而会增加。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卫生保健领域“分蛋糕”难度的增加。到2018年底,相当数量的省市公共卫生支出将仅占财政总支出的小幅增加甚至减少。更明显的后果是疾病控制系统人员的流失。

4。面对疫情的突然扰动,我们需要财政政策的短期积极应对。建议:第一,从稳定经济的角度来看,到2020年赤字率可以超过3%。同时,调整支出结构,减少会议费、差旅费、海外资金等措施,以节约的方式平衡财政收支。第二,要安排专项资金,增加卫生防疫投入。第三,税收减免。对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餐饮、交通、旅游、住宿等行业给予税收减免,对政府资金给予部分减免;对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的捐赠,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5。除了短期的应对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改善长跑机制。建议:第一,财政政策的方向应进一步从经济政策转向公共政策,更加重视民生。第二,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需要形成固定的机制,防止人为调整。第三,财政资源跟随人口。经济越集中,城市支付公共卫生和防疫费用的能力就越强。城市人口越密集,它面临的疫情压力就越大。这也要求公共卫生和防疫的财政资源应适度集中在城市,而欠发达地区应由中央转移支付支持。

“财神追随犬瘟神”的现象依然存在。最近,与医务工作者的交流越来越多。除了传播新冠状病毒的进展之外,这种流行病背后还有一些冷话题。特别是在传染病的防治过程中,出现了“财神追随瘟神”的现象。所谓的“财神”是一种与传染病防治相关的投资,而邪恶的“瘟神”则是指传染病。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当一种更严重的传染病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随着政府和公众对传染病疫情的关注,相关投入将明显增加。例如,“非典”2003年的相关数据也相对支持。“非典”结束后的连续四年,公共财政卫生支出增长率呈现出极其明显的高增长迹象,呈现出“财神追随瘟神”的明显迹象。图表1疾病预防和控制支出的增长率是否会增加

Source: WIND,中国-泰国证券研究所

但值得注意的是,“痛苦”往往是一个冲刺,而“财富”需要一个长期。重大疫情通常在很长时间内只发生一次,每次疫情的持续时间不会很长。例如,这种新的冠状病毒流行病,伴随着未来气温的逐渐升高,是流行病消退的必然趋势。另一个例子是非典,它发生在2003年,持续了大约5-6个月。回顾中国

就我个人而言,我理解“财神”难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在于,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经济增长。大量财政支出仍倾向于经济增长。然而,在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方面的财政投资在短期内是无效的,它更像是一种"纯粹的投资",只在关键时刻有效。疫情爆发后,在各级政府的关注下,投资强度可能仍会保持,但随着时间的延长,“财神”能否坚持长跑成为一个问题。

在股票经济时代,“财神”长跑的难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已逐步进入股票时代,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下降。随着“营业税改征加征”和前期减税减费等措施的出台,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率也相应下降。换句话说,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中,分配给政府的数额减少了。与此同时,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步伐相对缓慢,导致投资主体由政府承担。然而,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卫生保健领域“分蛋糕”难度的增加。图表2:本季度公共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同比增长率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如果视角进一步向地方倾斜,截取三个时期(2004年非典结束,2010年12月,2019年12月),可以发现非常明显的迹象: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较前期大幅下降,部分省市出现负增长,这更难防治传染病:收入下降的同时还能维持公共卫生投资吗?图表3 2019年各省市地方财政收入增速较前期有所回落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WIND

注:北京、山东、湖北、广西、四川为2019年前11个月的数据;河南和新疆是前10个月。安徽是前三个季度。在地方一级的财政支出,包括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重大公共卫生项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应急处理等。与传染病有关的分项支出列入“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的“公共卫生”分类。在有数据可查的16个省市中,截至2018年底,除广西壮族自治区外,15个省市的公共卫生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将比2012年略有增加或减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原有的公共卫生支出基数相对较低,其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图表4:公共卫生支出在相当多的省市中所占的比例略有上升或下降

来源:风能、魏建伟和中泰证券研究所

一个更明显的后果是疾病控制系统人员的流失。根据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31个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卫生人员总数约为188,000人,比2005年底减少了18,000多人。17个省市出现净下降。例如,与2005年相比,爆发新一轮疫情的湖北省的卫生工作者人数减少了8%,而在山东、安徽、河北和其他人口众多的省份,减少幅度超过了20%,而在山西,减少幅度更接近40%。图表5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人员增减情况(2005-2018年)

来源:风能、魏建伟和中泰证券研究所

只有确保“财神”长跑才能应对“犬瘟热”冲刺。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至1月29日下午5时,各级财政部门共下达了273亿元的防疫补贴资金,以确保防疫和控制资金的需要。

面对突然的骚乱

首先,财政政策的方向应该进一步从经济政策转向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意味着财政政策不应局限于经济增长,而应逐步加大对民生的倾斜。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看,2007年前的增长率是滞后的,即借助人口红利,大量引进外资,进行大规模投资。然而,在教育、医疗保健、养老金和其他社会福利方面的投资太少,导致了巨大的缺口。然而,黑龙江省“非法生产疫苗”和养老金支付延期已经反映出社会事业的明显缺陷。它们需要提供财政支持,并应用于民生领域,增加对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投资。

其次,公共卫生的财政投资需要形成一个固定的机制。公共卫生和防疫的特殊性在于“平时没有战争,但必须随时准备战斗”。一旦出现问题,非政府组织和组织无法解决,必须由政府领导、组织和协调。这就要求各级财政加大对公共卫生和防疫的投入,研究解决公共卫生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问题,提高防疫支出在卫生支出中的比重,更重要的是,形成固定的机制,防止人为调整。

第三,财政资源跟随人口。现阶段,经济和人口都呈现出相对明显的“向心集中”趋势。这意味着,一方面,经济较为集中的城市更有能力支付公共卫生和防疫费用;另一方面,人口更集中的城市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来应对这一流行病。这也要求对公共卫生和防疫的财政支持应适度集中在城市,对欠发达地区,应采用中央转移支付方式支持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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